胡迁之死

按：写于-10-13，在这篇文章中我精准地遇见了麒云兄的死亡，就在不远的两个月以后。

胡迁

对于胡迁自杀一事，我并不感意外，他本来就是特别丧的，死，迟早的事。他的死就像他在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中虚拟的人物黎凯的死一样随便，不就是死嘛，死了拉倒呗。

胡迁二十岁的时候，高考第二次落榜，念了大专，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段生活给他种下了日后自杀的基因——人生无聊、灰暗、颓废、生不如死，现在他自杀了，人们更多是惋惜他的才华，我没有太多叹惋，反正我也不爱读他的小说，可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，或许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，就这么死掉了，才二十九岁。通过他的死我终于可以彻底审视自己了，难免黯然神伤。

我呢，我还在为什么活着。理想么信仰么还是别的什么。不，没有的。

我也生活在他二十岁年纪所生活的那种环境，大家一样漫无目的的活着，每天呆在宿舍打游戏，然后是吃和睡。我当然没有谴责他们，我可不想傻逼一样到处批评人，况且我和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，即使我极力摆脱现状。我们同样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虚耗青春，我也不比他们高明多少。也不仅唯独我能看到这种年月浪掷的玩世态度，以及思考由此带来的弊端，大家都很能认清现实的问题：我是一个普通人。并在这种意识的无形指导下得过且过，潦草度日。于是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什么呢，知道水煮青蛙吧，就这样，理想主义激情被大环境消磨殆尽。

看来我没有比胡迁更幸运，甚至还不如他，但是我也和他一样，对未来的生活还抱有幻想，我可以肯定，这并非理想，哪里有什么理想呢。

我也是个很容易就变得颓丧的人，可能是由于亲身经历过最坏的生活，不会愚蠢地制造幻象把自己笼罩其中，天天用虚幻的想象自我麻痹。但是以前我是这样的，我也知道我的很多同龄人现在还没有放弃这种幼稚的做法。可能是现实中不如意之事越多，想象力越发达，这是多数人，尤其暂时性处身于有闲阶级的人最盲目的一点，他们以为自己有无穷的创造力（或运气），凭借这种没谱的感觉，在想象的世界中营筑了一个国家，自己是一国之王，而且他们习惯侮蔑在自己看来“渺小”的人，最少是在心里鄙夷的。这是最可引人耻笑的地方，聋子笑瞎子么。

人们往往忽视了自身的局限性，而把自己的能耐无限放大，眼界放高，看似垂手摘星辰，却忽略了随时会从大山失足，跌落谷底的危险。

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我是底层民众，最卑微者。所以从不敢以傲人的口吻与人对话，更不敢随随便便轻蔑他人。我是卑微弱小的，头顶上的光环都是自我意淫的假象。明白了这些，庶几可以心平气和，触摸到现实生活的核心。一旦把自我的定位拨得过高，便会被痛苦与悲伤纠缠了。我们是无法突破自身局限的，若要制定理想，且忖度自身的能力——是力拔山兮，还是螳臂当车，该不该吃哪碗饭，不是每天学习十八个小时就能决定的。但是努力还是必须的，虽然每当我说出这些自带积极属性的词汇时，就满脸羞愧。我不适合给人鼓劲，更不适合在路边鼓掌，我本身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，冷到可怕。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设定目标，努力学习和工作，毕竟五星红旗那么红。

胡迁死后，议论纷起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，都只是个别原因，许是这些原因中某一方面层层结连起来造就了“胡迁”这个不可化解的矛盾体，所以我要故弄玄虚地说：胡迁死于胡迁。善于思考并且曾被困惑缠绕的朋友更能理解我的意思吧，每个人的自杀都源于自身，没有其他可以怀疑的理由，死虽一致，人各有异。所有对自杀原因的猜测都是荒诞不经的，至少死者看来如此。生活并没有规定一个尺度去让人适应啊。

我们在想，如果他不死，会给我们创造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但是换个逻辑，如果他不死，会承受更多痛楚。归根结底，生不如死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也爱念叨死亡的问题，他患了很多种病，二十多岁的躯体沉重如老朽，长时间看病吃药。我知道，他是认真的。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会听到他自杀的消息，不过也没个准，万一那时候我们已经失去联系，或者我先他而死了呢，从此可以知道我的处世哲学是，只加油门，不设目标。死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。最初不认识死亡，就像看待太阳落山，或花草的荣枯，心中并无波澜。直到有一天。

高中，有个叫魏雷的同学，在上早自习时忽然昏迷不醒，医院，检查出是急性脑膜炎，他父亲是我们当地的某局小领导，颇有资财，延聘各路前来专家会诊，最后宣布治疗无效，死了。在治疗的一个多星期里，甚至和他特别要好的女同学要我给他写祈福文时，我还天真的以为，他不久就会苏醒。直至放假开学后，几个眼睛红肿的女生从他的墓地回来，我才切实感觉到死亡离我如此之近，不觉错愕。学校南门几个住户谈论他时，直说：“名字起的太大了，雷，命不硬，盖不住”。

当初同班同学在北旧湖替魏雷祈福，我虽然没有参加，当时照片上的场面我还记得，一群人围在一起点燃很多蜡烛，出奇的静默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现实世界中。我们家在那附近买了一套房子，即使离北旧湖很近，我也不太愿意去那里散步，死亡给了我一个血和泪教训。魏雷死后，我去他空间看了好久，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朋友，说没有就没有了。他生前说最想听一场林宥嘉的演唱会，没有实现，林宥嘉在微博回复，祈祷他早日醒来，可惜他并没有看到。我在别人的死亡中看到了死神，那是我最为伤感的一个时期。

现在呢。我已然把死亡，看得很平淡？似乎是这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可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种人吧，我的感情冷漠似铁，毕竟现在很少经历他人的死亡，至于我，还是有些年的活头的吧应该。

原本我并不打算针对胡迁的死多说什么，我深知，多说无益。可是没忍住，他对我而言不是作为一个遥远的小说家存在的，更像是一种隐喻意义非常丰富的符号，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。结合他的经历更可以反观自我，如上。

欲透彻了解他的精神境况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可以从他日常的言语中，以及字里行间的措辞、标点，乃至整篇文章透露出来的气质，很大程度上掌握他的所思所想，尽管并不精确。但是在这里，我没有多少兴趣去分析他的思想，即使我能够告诉你他出版了两本书只拿到两万块钱，或者在死前他极有可能先毒死了自己的猫，但是我不想牵强附会去以枯燥的语言陈述我的猜测，我不想过分猜测他人。

其实，有一点还忘了说，也是怕“牵强附会”的缘故。胡迁原名胡波，之所以改为胡迁（笔名）原因我当然无从得知，但是我总想起那个以儒家规范处世的胡适胡适之先生（原名胡洪骍？）来，他所以择“适”字名己，是受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影响，而胡迁呢，恐怕是取其反义，当然我这种说法毫无根据，只是即兴使然罢了。

既然我要反思，就得需要从别人的评价入手，我现在只想选择两个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，一则懦弱问题，一则写作者的经济问题。

他人遭受苦难，我们总是劝他振作精神，乐观地面对，走出人生的低谷。其实这种劝慰最为无力，说白了也是徒劳的，人生所遭受的苦难唯有遭难者本人才能消化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也很丧，不是显露在表面那种，是在心中，然后就为释放这种压抑导致的“丧”寻找一个突破口，什么呢，抽烟喝酒，要么一个人去大街闲荡，成夜成夜睡不着，有时甚至一个人默默流泪，结果自然更加深了“丧”的程度，而且脸上爆痘，丑得要命。但是在那个节骨眼上，谁要是劝我“不要丧了”，我指定会充耳不闻，或者立刻反驳回去。但是这能单纯地视为懦弱么，不可以的。谁都可以花费很多精力去解决一件事情，实现一个目的，这是积极的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痛苦的聚积，久而久之，当心底灰暗的一部分占了人的整个情绪的上风，自然会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。普遍来说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越高，自杀率越高。也许我的立论站不住脚，但是现在我是这么想的。自杀与懦弱无关，只和自杀者“本人”的觉醒有关，前文我已经言及，不再赘述了。

再一个是写作者的经济来源问题。纯文学的写作是无法支撑一个人的理想的，包括当初的王小波，至死都未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，更别提能赚多少稿费了，所以想要通过写诗写文章扬名立万，还是要再三慎重。现在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最吃香吧？青春文学吃的是青春饭，从读者群体看，作者要长得好看，文字要足够嗲足够煽情，才会受到青睐，虽然文风可以延续，少男少女们大概不想看到垂暮的老头老太太写出来矫情文吧。还有网络文学，是快餐式文学，对码字人讲故事、扯闲篇的能力要求很高，当然更新速度也很重要，所以偶能看见某某写手熬夜猝死的新闻。虽然其中不乏身家累亿万的成功者，但是人家仅将此当做副业而已，况且名利背后还有各种不如意（比如江南）。

不管别人怎样批评体制，如果实在对哪一门学科有兴趣，我还是认为做学术要比靠写作谋生更为实在，且不管学术水平如何，起码可以去教书。但是学术这东西我不大相信啊，要吃饭，完全不必靠文字的。我从未受过生活的沉重一击，理解生活也就肤浅得要命，我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，干什么都是由着性子来，从不圈定自己属于哪个集体、哪个人，我就是我自己，也不给自己贴标签，我喜欢各种有趣的知识和手艺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比如我的专业，英语，如果报考那一段时间我喜欢无线电而不是萧伯纳（GeorgeBernardShaw），可能就学电子去了，所以我不爱提自己是学什么的，专业怎么能限制人呢？说出来好像你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会一样。回到经济问题上来，爱好怎么赚钱呢？爱好只能是爱好，靠爱好吃饭就是戕杀爱好，如果为了谋生，我可以去卖小笼包，卖烤地瓜，也可以出卖力气，我年轻，有的是劲儿，还是不要强迫自己在某个领域干出个名堂来，写不成一流作家顶级编剧我就去上吊抹脖子，玩哪样啊，活着吧，看春天的花朵、秋天的丰收。

我和胡迁不太一样，很容易忘记失败的惨痛，并且用极为朴素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，孝父母，敬神明，至今还没有想过死。那么，就让我做一个混混沌沌的人吧，过混混沌沌的日子，到最后再混混沌沌死去。想来也是美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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